【EMBA总裁班】小茶馆里走出的复旦智库
发表时间:2015-06-12 16:33 作者:复旦总裁研修班 来源:EMBA培训 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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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总裁班】小茶馆里走出的复旦智库
复旦大学EMBA项目
很多人都知道，复旦大学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名校，也知道复旦校园里大师云集，群星璀璨。但是你知道吗？复旦大学同样是一座影响力与日俱增的超级“智库”，以其卓越而多元的学术研究能力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在今年的ＥＭＢＡ新生即将入学之际，让我们一起走进“复旦智库”，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2015年1月，上海社科院发布《2014中国智库报告》，复旦智库的综合影响力排名全国第四，仅次于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复旦智库，指的是以复旦发展研究院为中心，包含美国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研究中心等多家校内研究中心的学术机构群体。
而在26年前，它还只是一个居无定所的讨论小组。
从小茶馆到多方合作的学术交流平台
1989年，邯郸路上的小茶馆里，回响着关于苏联解体后国家形式的争论，数十位来自人文社科领域的教授占据着茶馆一角。
这是复旦当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每周一次的“决策建言研讨会”，没有系统的组织，也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而一份份政策建议从邯郸路上已不复存在的小茶馆中、从马锦明楼里还未修缮的小屋里、从行政楼楼底的樱花树下，递进了上海市委办公厅，递进了中南海。
这是复旦最早的“智库”，也是如今复旦发展研究院的前身。
1992年秋天，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提议，将当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扩编为复旦发展研究院，并为之筹措资金、寻找场地。当时，“智库”的说法还未在国内流行，由“Think Tank”直译而成的“思想库”，就是发展研究院的定位。
1994年，发展研究院首次出版复旦“思想库”《中国发展报告》，由一所高校学者回顾国家过去一年的发展、预测未来一年的形势，这在当时学界属首创：“以立法形式，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只有有法可依，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才能稳定下来”，“从我国目前的发展态势看，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经济超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政治、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如何协调……”
此后三年，复旦连续发布三份《中国发展报告》。然而其后，中国发展科学院、各类政府专业机构也开始撰写类似的回顾与预测，复旦版报告面临各家争鸣的压力。加之报告撰写组的“灵魂人物”王沪宁教授调任中央，撰写工作就此搁置。
十余年过去，曾任当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姜义华，如今仍在发展研究院担任研究员；《中国发展报告》的主笔李良荣，现已是发展研究院旗下传播与国家治理中心的主任；当年作为一个单独的智库、并无分支机构的发展研究院，如今已是拥有6个研究机构、2个数据资料支持平台、3个海外分支机构、3个国际性论坛管理机构的学术交流平台。
复旦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具备智库建设上的优势。比如，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中心就吸收了来自传播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等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研究互联网传播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出于互联网研究的需要，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在其中得到融合。
“把各个学科的长处紧紧地捏在一起”，在李良荣教授看来，这真正体现了复旦综合学科的优势。
复旦智库链：从校内到高校再到世界
发展研究院学术服务中心主任张怡的办公桌上散乱着上海论坛的种种资料，半个小时内，她已经接了三个电话，内容都与上海论坛的筹备工作有关，这是她近期的工作重心。
桌旁窗边的书架上，《中国观》大红色的封面在金色阳光下炫目而显眼，项目官员黄昊在介绍这本发展研究院的内参时不无自豪：“这是一本政策建议研究的汇编，它既有中国的世界观，也有世界的中国观。”发展研究院每个月出版三期《中国观》，一期三百份，追踪国际知名智库和上海知名学者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张怡办公室的隔壁，有不少像黄昊这样的年轻人。他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和研读资料，选择、编辑、翻译着全球智库学者的深度观点。翻译后的学术成果被共享到上海市高校智库联盟，国内专家的研讨和访谈则被整理转译后发送至全球各地的中国研究中心。
2011年，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重组，逐步形成了一个从校内到高校再到世界的 “智库链”——金砖国家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连接成的校内智库体系；与上海市教委协作、统合八百家智库的上海高校智库管理中心；由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大学智库论坛和网罗国际智库的“上海论坛”。
智库为国家的服务通过多种形式。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为例，第一，中心需要承担国家外交部所委托的对美方向研究课题；第二，参加国家召开的就重大问题征求专家意见的研讨会；第三，受外交部委托赴美访问调研。
近年，复旦发展研究院每年完成各类学术和政策建议报告逾100万字，涉及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论断或预测。2013年7月，由复旦-ZEW经济景气指数发布的国家CPI预测值与国家统计局给出的真实值仅相差0.1。这个由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携手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共同推出数据发布平台，为大数据时代下我国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期、实体经济对经济政策的反应等方面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与相关政府部门的联系也使得学术研究掌握了更多的一手资料——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和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的主管，每三个月就会与复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进行一次交流。
然而，政策的出台有多方考量，智库对政策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它们被储存进各级各类政府的决策体系，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
除政策建议外，通过智库交流进行的“民间外交”也是复旦智库建设的一大特色。
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曾在华盛顿生活多年，认识不少国际学者。丰富的人脉资源为中心赴美调研带来不少便捷，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就是吴心伯的旧识。“他知道我要去，很乐意见我。这些官员都很忙，但都愿意花一个多小时来和我就中美关系深度交换意见。”
同时，2011年至今，发展研究院在美国加州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分别设有“海外中国研究中心”。与传统的“请进来”不同，海外中国研究中心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向国际介绍中国。张怡认为，很多时候和别的国家交往，官方未必都说真话。“但是我们通过一种学术的、民间的交往更能做到相互理解。”
困境：评价体系缺乏，对外合作困难
重组后发展研究院成立已有四年，智库在制度保障、工作力度和工作方式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2013年之前，我们没有自己的内参，也没有固定的上报渠道，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吴心伯说。
在制度化的培养和保障下，发展研究院呈上校方的政策建议从2012年的1篇，发展到了2013年的120篇，到2014年则是190多篇。
然而，建设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智库的成果难以量化、形成不了有效的评价体系、学者在智库的研究成果得不到有形的物质奖励，甚至要将自己的薪酬投入进去。张怡坦言，“从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还是需要一个奖励评价体系能鼓励人们参与进来”。
不过，即使薪资微薄、实质奖励缺乏，撰写政策建议报告亦无稿费或职称的加成，这些学者依然坚持走下来。张怡说，这无疑是“复旦精神中很闪耀的一部分”。
困难还来自于对外合作。与国外智库良好的交流关系虽已形成，但实质性的合作还有待加强。李良荣用“一带一路”举例，“这涉及到六十多个国家，在学术研究上，光语种数量就已经是我们一个机构、一所学校难以驾驭的”。不仅如此，与其他国家机构的合作有时也会引起对方的警惕和怀疑。
合作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强智库对外交流的功能。始于2005年的上海论坛即将迈入第十个年头，未来的上海论坛将加强与“一路一带”沿线国家智库的联系，或对“一路一带”发展战略产生潜在的影响。
张怡透露，“明年我们打算把它（上海论坛）彻底做成一个开放性的、吸引更多非中国、非上海的机构和企业来参与的论坛。有了企业，实操性会更强，更接地气。”
